热点资讯孙中山是怎么开启国共合作的？
共产党的二大上确定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
那么问题来了，具体要联合谁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就是那么形成的吗？
事实虽是如此，但其中这个联合的过程，却异常的曲折婉转。
既然是联合，就不能只以一方的意愿为转移，就像谈恋爱，除了需要双方的机缘之外，有时候还需要一个“牵线搭桥”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就是共产国际。
为什么共产国际要促成国共合作呢？这还得从苏俄十月革命后说起。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昔日沙俄的帝国盟友，一瞬间反过来变成了苏维埃的敌人。
英国、日本、法国、美国等借口苏俄单方面退出一战，开始纷纷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尤其是东面的日本，一边大举增兵远东，一边支持俄国白军政权与苏维埃对抗。
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内部有数量庞大、所占地域极其广阔的白军与之尖锐对立，而外部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之中。
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愿意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更不要说它的巩固和发展，不然自己国内的那帮“泥腿子”们就会纷纷效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就给中国送去了马列主义吗？
所以恩格斯曾经就说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很难单独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那时候他是从世界市场和全球分工的角度得出的结论。
但是后来，列宁依据俄国实际斗争的经验，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一国或数国中首先取得胜利的。
后来十月革命的胜利果然用事实验证了列宁的这一论断。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是胜利之后呢？
胜利并不意味着建成，建成也并不意味着稳固。
因此，一国是否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建成后又是否可以在内外敌人的进攻和破坏中长期存在和发展？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以后，两个阵营的力量又是否可以实现长久的和平共处？这些都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的问题。
然而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苏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建立世界性的联合对抗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以打破帝国主义对苏维埃新政权的包围和绞杀。
不管一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在苏俄急需世界性的革命力量支援的这个问题上，苏共内部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那么苏俄统一战线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哪里呢？
从理论上说，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这一部分力量从理论上看是最可靠的，他们也是最支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对它们的打击一定是最大的，因此这一部分力量是苏俄统一战线中最应该联合的力量。毕竟连马恩导师一开始也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另一部分，就是被帝国主义侵占和统治的那些殖民地国家、那些被压迫民族，这些国家一般来说无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建立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但是他们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都有着强烈的推翻统治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意愿，也就是说大家在反帝上是有一致性的。如果这些被压迫民族、被侵占的殖民地国家能奋起反抗帝国主义，谋求自身的民族独立，那么同样能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
事实上，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欧洲的无产阶级同样受到很大的鼓舞，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
1918年1月，芬兰爆发了革命运动；
9月，保加利亚士兵发生起义；
11月，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
欧洲革命让苏俄看到了西方无产阶级起来的希望，因此提出了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战略。
然而，没过多久，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相继遭到残酷镇压，欧洲革命陷入低潮。
而这个时候，东方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却持续高涨，苏俄也就逐渐把统一战线的重心放到了东方民族中来，列宁提出了“把东方各国的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的号召。
而中国，又是苏俄在东方统一战线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支联合力量。一方面中国与苏俄有着绵延万里的边界，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一带的势力严重威胁到苏俄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因此对苏俄来说，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统战价值。
于是，1920年七八月间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就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个提纲的核心重点其实就一件事，那就是联合和支援那些被压迫民族、那些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力量，让他们先把自己国家的侵略者、帝国主义力量赶出去。
如果这些国家在反帝的民主革命中，能够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甚至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取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则将来赶走帝国主义以后，他们还可能接着就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不得不说，列宁这一观点，对中国革命后来的情形有着很强的预见性和指导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开始派代表来到中国，谋求可以联合反帝的革命力量。
彼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力量渺小，在共产国际的眼里，不过是“具有宣传性质的小组织”，意思就是搞搞动员、宣传一下群众、传播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行，要说打仗、反帝这些事，他们的力量还远远没法想象。
所以一开始，共产国际也没想过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起民主革命的重任。
但是呢，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没看重孙中山的国民党，就他们的观察来说，当时的国民党就是一个组织松散、纪律松弛、投机盛行、毫无生机的党派，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从头到尾居然就没有建起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稳固经营的根据地。那么多年来，此人四处奔走却屡屡失败，不管是讨伐袁世凯，还是举起护法旗帜进行北伐，无一不是依靠这个军阀讨伐那个军阀，然后又依靠那个军阀讨伐这个军阀，因此就连他当时最为亲信的心腹陈炯明，也常常在他背后骂他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那么，共产国际一开始最看重的联合力量是谁呢？
是吴佩孚。
大家可能觉得很神奇，吴佩孚不是后来在北伐中要被打倒的军阀吗？怎么当时还能成为民主联合对象？
事实上，没有哪个军阀会在自己脑袋上写着军阀两个字，恰恰相反，他们个个都高喊着“造福百姓”、“还我河山”的口号，只不过是不同的口号，借以达到不同的目的罢了。
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派系，北洋派系和南方派系。
北洋派系中，皖系与奉系皆与日本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而日本则被苏俄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因此北洋系中唯一有可能联合的反帝对象，就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将领吴佩孚。
而吴佩孚在五四期间，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就表现出很大的同情和支持，还为他赢得了“开明军阀”、“爱国将军”的赞誉。
吴佩孚治军又素以军纪严明著称，在直皖战争中打败了段祺瑞之后，更是一跃成为当时最具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的一股力量。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称其为“进步的军阀”、说他“带有爱国和反抗强邻的色彩”。
苏俄也非常看重吴佩孚这支军事力量，认为他是最有可能控制中国局势，同情工农运动，甚至走上反帝道路的一个军事将领。
然而，吴佩孚早已与英美两国利益紧密相连，因此双方的合作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嗣后，苏俄红军为剿灭盘踞外蒙古的俄国白军，未经北洋政府批准擅自进入外蒙古，战后亦未撤退，此行为引发了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使得双方的联合愈发困难。
及至1923年，吴佩孚在中共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肆意镇压并残害工人群体，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由此，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同时，吴佩孚与英美帝国主义紧密相连的利益纽带亦暴露无遗，进一步揭示了其军阀的本质特征。
苏联在寻求合作伙伴时，将目光投向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并非孙中山，而是实际执掌广东地区政治与军事大权的陈炯明。
陈炯明是南方派系关键军事领袖。
昔日，孙中山先生发起旨在抵制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南方将领们亦纷纷响应，高扬起护国的旗帜，共同抵制袁世凯的称帝企图。
然而，这些南方的将领们，对于帝制与共和制的争执并不甚关心，他们更倾向于借助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旗帜，以实现自身的割据与独立。
袁世凯离世之后，北洋派系随之分裂。北洋政府拒绝恢复孙中山时代的国会与《临时约法》，孙中山遂再次发起护法运动。众多南方将领纷纷高举护法大旗，推动南方各省的割据与独立，从而形成了一个实际上与北洋派系对立的南方派系军阀。
在南方派系中，桂系与滇系军阀起初便构成了两股最为关键的军事势力。当孙中山高举护法大旗之际，他亦主要倚重这两支军队的力量。
桂系军阀陆荣廷与滇系军阀唐继尧企图借助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和护法运动的旗帜，以对抗北洋政府。然而，他们内心深处并未真正认同所谓的“国会”与“约法”，仅仅是借由护法的名义，来维护自身的地盘。与孙中山的合作，不过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其真实目的在于与北洋政府进行政治交易。
因此，每当孙中山高举护法的旗帜，策划北伐之际，那些南方军阀派系往往转而排挤他。他们对北伐并无真正兴趣，不过是利用孙中山的旗帜，意图割据一方，谋求独立罢了。
自首次护法之战以挫败告终，孙中山对南方派系中的军阀有了深刻的认识：“南北双方犹如同一丘壑之兽，即便自诩为护法之省份，亦无人愿意屈从于法律与民意之约束……”
自此，孙中山先生开始极为重视对其嫡系军队的培育，并渴望在广东构建一块真正属于自己、坚实的根据地，而非持续依赖其他省份的军阀来实现其北伐宏图。
他特别着力打造的所谓嫡系部队，便是陈炯明所统领的粤军。
陈炯明长期追随孙中山，曾担任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要员。1917年，孙中山将经过不懈努力才争取到的二十营警卫军省长公署，托付给了陈炯明，从而奠定了一支忠实的粤军基石。孙中山将这支部队视为其最为信赖的革命武装力量，并将陈炯明赞誉为“最可信赖”的“革命将领”。
为此，他竭尽全力对这支部队进行装备与扩充，为其筹集军饷与武器。粤军由此初期的8000人迅速壮大至2万余人。面对一度紧张的军费，孙中山抵押自宅，四处奔走筹措资金，以确保粤军所需。
然而，孙中山与陈炯明间的联系实则不够稳固，这种维系更像旧时社会中的结拜兄弟，依赖兄弟间的义气来支撑彼此的关系。孙中山将粤军的控制权完全交托给如陈炯明一般的个人将领，这也为日后他发起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1920年8月，粤桂战事爆发，陈炯明成功驱逐了长期盘踞于广东的桂系势力，从而掌控了这片重要的根据地。同年11月，孙中山先生自上海抵达广州，着手重组军政府，并正式拉开了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序幕。
此刻的孙中山深感欣慰，因为他终于拥有了值得信赖的军事力量，并且确立了坚实的根据地。这使得北伐战役的成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陈炯明的治理下，广东成为全国范围内民主氛围最为浓厚的省份之一。
众人或许仍记忆犹新，当年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在湖南推动工人运动之际，工人夜校只得借助“国学”之名展开活动，而工人报刊亦时常遭受赵恒惕的武力查禁。湖南自修大学亦因被指控宣传“过激思想”而遭到赵恒惕的查封。他们所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不得不在赵恒惕设定的“合法”框架内进行，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血腥的牺牲。
在广东的情形则截然不同，不过是工人夜校罢了，便着手创办；不过是工会活动罢了，便积极推动；至于宣传共产主义的期刊，更是不仅要办，陈炯明还从资金上给予了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
正因为这些因素，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向列宁的报告中，一度对陈炯明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广东革命的摇篮”以及“陈炯明将军是一位革命者”。鉴于他同时掌控着广东的实际军权，苏联也曾一度视陈炯明为主要合作对象。
相较于孙中山，陈炯明在初期更得苏俄的青睐，被视为更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转折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
随着陈炯明掌控广东，他与孙中山的分歧日益加深。孙中山自护国战争起便矢志不渝地追求北伐，以期实现国家的统一。然而，陈炯明却认为孙中山的想法过于不切实际，他坚信凭借南方军阀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孙中山所言之北伐伟业。他以维护地方安宁为由，公然抵制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力主实行地方分权。他热衷于将广东打造成为一个模范省份，实则体现了西南军阀长期以来的割据独立思想。
一方力主北伐，另一方则坚持守卫广东，双方的矛盾日渐激化。直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彻底背叛，投入英帝国主义的麾下，炮击总统府，导致双方关系彻底破裂。陈炯明因此背负上了叛徒的恶名，其军阀本质暴露无遗，声望随之急速下滑。
共产国际与陈炯明之间的联合战线已难以为继。
正是陈炯明对总统府的炮轰事件，加速了苏俄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联合战线的形成，并迅速推动了双方的实质性合作。
起初，双方均对彼此抱有几分轻视之情。
孙中山革命事业历经多年，却未能彻底掌控并建立独立的军队与稳固的根据地，这在苏俄看来似乎显得不够理想。投身革命岂能仅凭满腔激情？陈炯明曾对其批评为不切实际，共产国际的代表亦对此观点有所共鸣。
尽管陈炯明当时已牢牢掌控广东，并打造了一支势力强大的粤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对粤军的驾驭与影响力，相较于孙中山，犹有过之。
此外，苏俄当时正试图与吴佩孚建立联盟，而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则与北洋政府处于直接对立状态。孙先生北伐征程上的首要障碍正是吴佩孚，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难以弥合的分歧。因此，苏俄在公开场合也不便与孙中山过于亲近。
然而，审视孙文一方的情况，彼时陈炯明尚未发动叛乱，孙文对自身的北伐计划抱持着极高的期望。
就其个人立场而言，他实则并不认同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和社会主义体制，坚信这些模式根本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在此意义上，孙中山先生可谓是相当坦率的，至少与陈炯明那番夸夸其谈的言辞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次，孙中山当时并未意图与苏俄过于亲近，而是期望双方能够维持一种隐蔽的联络方式。这一选择的原因显而易见：若与苏俄公开接触，乃至构建某种联盟，恐将招致英美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与干预，进而对北伐战略造成不利影响。
起初，双方并未就任何形式的联合关系达成实质性的共识。
自陈炯明炮击总统府以来，局势始发生显著转变。
孙中山倾注心血所培育的所谓嫡系粤军，历经艰辛才稳固的广东根据地，竟成了他人嫁衣的牺牲品，而他本人随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陈炯明背叛革命后，美国随即敦促北洋军阀趁此良机，对孙中山的北伐力量进行镇压。英国政府更是直接伸出援手，向陈炯明提供军火和资金，全力支持其背叛孙中山的行径，旨在扶持陈炯明成为广东地区的代言人。
此刻，唯一挺身而出，提供支援并公开发声谴责陈炯明的国际力量，竟是苏联。而孙中山所一直期盼的英、美援助，却反其道而行，选择支持他们各自视为可信赖的军阀代表，意图一举扑灭孙中山的北伐势力。
陈炯明的背叛，对孙中山的冲击不仅致命，更带来深重的痛楚。
历经数十年的革命风浪，要么依赖这位军阀，要么依靠那位军阀，我们终于从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经过数年的艰辛努力，陈炯明这支他视为忠心耿耿的心腹嫡系得以确立，广东成为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为北伐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随着陈炯明的一声炮响，数十年的期盼顿时化作泡影。
在经历了深刻的反思之后，他感慨万千地说：“在这段时日里，我对中国革命的走向进行了诸多思考，对先前所秉持的信念几乎感到彻底的失望。然而，如今我坚信，苏俄才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忠实盟友。”
这并非在他遭受重创、孤立无助之际，苏俄伸出援手时所引发的慰藉之语，而是基于他数十载革命实践所积累的理性见解。
在历经漫长的革命征程中，他深刻领悟到一条真理：我国革命往往遭遇外界的不满与阻挠，反动势力曾联手试图扑灭我党的火种。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断然不会对我党抱有同情之心。我们所能期待的，唯有来自俄罗斯及那些遭受压迫的人民的共鸣。
简而言之，他终于洞悉，在中国，任何深具影响力的革命运动，无不触及众多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他可依赖的革命力量，既无法寄望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亦无法仰赖任何军阀势力。在国际上，支持仅能出自社会主义的俄国；而在国内，力量之源泉唯有来自广大民众。
这种观念的革新，为国民党日后实施联俄、联共以及扶助工农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即便这种理念仍旧囿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界限，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相去甚远，但在民主革命的阶段，双方所追求的革命目标已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共通之处。
经过两年的密切观察、交流与沟通，苏俄已明确，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是“较为革命”的政党。在当时的中国，各路军阀集团无一不受特定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操控，并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相较之下，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展现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倾向，是当时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政党，也是最有可能与苏俄建立稳固联盟的政党。
自此，随着陈炯明对总统府的炮轰事件，双方的联合步伐急速向前迈进。
如何具体合作？
对于孙中山来说，他所最为渴求的，无疑是苏俄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支援。他曾细致规划，意图组建一支由一万余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计划从四川出发，途经甘肃，直至内蒙古。他期望通过苏俄通过外蒙古提供的资金、武器和技术支持，来武装这支队伍。若未来他能成功重组北伐军，并联合这支由苏俄协助武装的力量，实施南北双线作战，那么实现北伐统一的希望无疑将大大增加。
苏俄观察到，这难道不是依旧沿袭了旧有的军事冒险模式吗？
苏俄展开耐心说服。
单纯依赖传统的军事行动已不可取，我们必须将政治与军事策略相结合，将工作重心转向构建全国性的政党，聚焦于政治斗争，而非仅仅依赖军事冒险。唯有如此，方能培育并有效领导我们的革命力量。
如何操作？
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国民党需改组。
改组的流程看似繁复，涉及党的纲领、组织架构、选举机制、纪律规定以及组织部门的全面调整。然而，深入探究其本质，我们发现改组所依循的原则实则相当简洁明了。
过去国民党内部纪律松弛、结构松散、投机行为盛行，其根本并非规则、流程、制度或部门设置上的缺陷。真正深层次的原因是，那个时期的国民党，其实质是由民族资本家、官僚政客、帮派势力等构成并主导的政党，党内大权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此背景下，他们怎能不追求个人私利、怎能致力于推行真正符合国民利益的决定和政策呢？
这是常识问题。
尽管党员队伍中不乏工人、商贩、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群体，然而，这些人实则难以发声，更遑论涉足党务活动。
因此，在改组流程中，内容极为繁复。例如，党纲需凸显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迫切要求，包括废除由军阀借取的外债、终止不平等条约等内容；同时，要强调民主权力的赋予，如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改善民众生活等；此外，还需增设农民部和工人部，吸纳更多农民和工人分子加入党组织。
这些内容虽看似繁复，实则其核心原理唯有一条——即将国民党从原先由官僚政客、商人资本家等所掌控的政党，转型为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共同参政执政的政党。
简言之，未来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需具备掌握一定党派权力的能力，他们应拥有发言权，并能在党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影响力。
所有针对党纲的修订、组织架构的重构，均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即服务上述本质目的——进行系统性的调整与改组。
实际上，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内不同阶级利益的体现。例如，农民阶级寻求建立农会和斗争地主的要求，在党内表现为支持农会的一派共产党员与代表地主和买办利益的国民党党员之间的对立，这种分歧自然导致了激烈的党内斗争。
其次，设立军官学校，构筑革命武装的基石。
鉴于过往长期依赖旧式军队进行革命却屡次遭遇挫败的惨痛经验，苏俄代表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并非急于组建一支军队，而是优先创办一所军官学校，强化军官的思想教育。将这些培养出的学生军官分派至各级军营，担任干部角色，而非依赖少数将领独断专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黄埔军校应运而生。
为克服建校初期遭遇的种种挑战，苏联向该校伸出了援手，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除直接拨款2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外，苏联还通过海运渠道输送了8000支步枪及200万发子弹等必要的军用物资。然而，这些物资援助仅是其中之一。对黄埔军校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苏联派遣了一群经验丰富的军事教官，并引入了政治工作制度。
第三，国共合作。
改革国民党之必要，在于吸纳工农阶层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籍，并致力于将其塑造为一个能够实现各阶级联合执政的政党。这一切，均需依靠具体个体的辛勤努力，尤其是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工作的同志们。
在那时，谁是工农群众的代表？显然是新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因此，国共合作构成了实现上述所有工作的基石。
在经过一年的实践与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自身力量尚显薄弱。鉴于此，党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从一大时期的坚决拒绝与其他党派联合，发展到二大时，提出了构建民主联合战线的倡议。
起初，无论苏俄抑或中共，均希冀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推进双方合作，同时坚持各自独立的立场。然而，孙中山却拒绝了此提议，仅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融入国民党，进而以党内的方式推进合作。
或许是由于当时共产党在资历、影响力和实力方面与国民党尚有较大差距，亦或许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不愿公开表露其对共产主义问题的立场，因此他只能选择党内合作的道路。
起初，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诸多党内同志均对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必将削弱党的独立性。然而，在坚持总的民主联合战线原则的基础上，众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23年6月12日，党的三大应运而生。
本次大会决议采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从而开启了合作之门，并正式明确了统一战线中联合对象的问题。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之际，国共两党正式携手合作，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然而，在联合的土壤中，斗争的种子也必然萌芽。如何实现联合与斗争的和谐共存，这便成为了国共合作开启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